天演斋

明天是《物种起源》出版一百五十周年的日子，但我敲下这点文字完全是一个巧合，一如我今年对于进化论的高涨的兴趣——如果去年在上海我买下《穷国的国富论》的话，我完全会更早地燃起对于进化论的热情。然而，这样一个迟到的巧合相当有纪念意义，年终总结时我可以把今年我的生活定义为：evolution。一语双关。

《穷国的国富论》是一本刷新我世界观的论文集，虽然去年我已经开始接触到经济学的德国传统——日本人借以崛起的思想资源，以及林毅夫在其名著中批判的对象——但《穷国的国富论》让我看到更多被“主流”湮没的细节。实际上，所谓演化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界来说应该也不是很陌生的东西，至少，1940年代，中国经济学家已经在哈佛的课堂上通过熊彼特了解到“进化经济学”了。每当我沉浸在思想史中——真正的思想史，而不是被简化过后的主流谱系——我都会惊叹我是多么无知。研究学术史会使人谦卑，当然，很多人认为历史课并无必要开设。

说到演化经济学，是借用了生物学的进化论，不过，这种借用并不可耻。达尔文理论中的生存竞争乃是受到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启发，那么，扯平了。按照演化经济学家和部分经济史学家的说法，存在着两种经济学：一种是以牛顿式的世界观为基础，一种则是达尔文的；前者存在着具有超越时空限制的绝对的规律，后者更愿意将经济看做是一个历史的、特殊的演化进程。在生物学家那里，至少我看到了他们对这种说法的部分认同：“所有所谓的进化规律都是一种暂时性的概括，因此与物理学中的规律不是一回事。”（迈尔：《进化是什么》，第226页）我想，不管经济学如何，至少经济史应该是演化的。很遗憾，有些经济史学者并不这么认为。严耕望曾批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理论代替历史，并质问既然（马克思主义）理论万能，你还研究历史干什么？这个质问在今天可能依然成立，只要把理论前面的修饰性定语由马克思主义置换成西方经济学或诸如此类。

说起来，每当读到西方学者撰写的进化论著作，都会感慨他们真是很不容易，需要额外解释很多问题——都是涉及到宗教的。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至少在通都大邑，接受进化论不是那么麻烦的事情。事实是，教育体制也不容许有违背进化论的理论大行其道。对此我是完全支持的。但在我看来，进化论与一神教和谐共存并非天方夜谭，生活是多样性的，科学不是生活的目的，至少不是唯一目的。始终坚强而理性的人不会很多，在马克思所许诺的人间天堂（对此我倒是深信不疑）到来之前，那些不能掌控无情命运而努力生活的人民是需要“鸦片”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说的。马克思主义是知识分子的鸦片，似乎是阿隆说的，我忘了。

不过，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进化论经常被教条地理解，或者说有些被灌输的“常识”是违背达尔文（以及其他学者）本意的。具体不多说了，总之，记住“进化是不确定的”，会大大有益于我们理解生物的和人类的历史。

最近的生活真是闹哄哄。

各种申请、评选纷至沓来，往学校跑的次数也多，听到、看到各种有趣的事情。不过，很多热闹便也只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观。恪守本分，我有我自己的庞杂的计划要实施。

对于这个博客的一些文章，今后会定期加密，这意思就是欲观从速。不过，密码倒也简单，是一个人的名字。和我有十年交情的人会很容易想到是谁。但是，不知道也无所谓的。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一般认为是1840年，但在中国中心观等等观念的观照下，也颇有以鸦片战争为无谓而将开端上溯至晚明以远的观点。我个人还是坚持1840年作为分界线的，因为对持续至今的中国现代化进程而言，离开了西方影响无从谈起，不管这影响是小是大是好是坏。不过，对理解1840年以后的中国来说，1640—1840年的历史又绝非可有可无的背景。如果说现代化意味着传统的变迁，那么，至少要对“传统”有清晰的了解才能知道哪些没变、哪些变了、为何变化以及怎样变化的吧。这所谓“传统”，当然可以上溯至商周时代——如果研究思想史的话，恐怕不从先秦着手也根本不可能有牢靠的根基。但要是所有问题都那样来研究，最后的结果便是全部的时间将会花费在准备工作上而迟迟不能切入正题。权宜之计，我以为将1840年之前的所谓“前清”视为一个必须考究的“传统”较为合适。至于晚明，我承认那是非常重要的变动的时代，但鉴于一些变化被清帝国延续了，而另一些变化可能被满洲入关打断，那么，相对而言它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结果，是既存的实际的影响，而不是“未曾发生的历史”，更不是没有学理依据的意淫（比如没有满清入关中国能演化成君主立宪制资本主义国家云云）。

尽管清帝国具有某些殖民帝国的特征，但我不认为清帝国不是中国，这一点到太平天国时代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从疆域上来说，清帝国馈赠给了我们这个超级民族国家以巨大的遗产。当然，汉唐对于西域已经开始经营，但若不是清帝国在亚洲腹地的强势扩张，天山南北在明帝国的漫长统治下本非中国中央政权实际所能控制，也不会经由明帝国遗留给今日的共和国。至于蒙古、西藏、台湾，更是清帝国征服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1840年之后割地赔款，清帝国也绝非一无是处，相反，对于某些边疆地区的控制存在着强化的过程，在那种内外交困的处境下，此种成就相当难得。

《剑桥中国史》的前清卷从满洲入关前的历史写起，结束于1800年，对于每个皇帝的统治时期都有专章简述，又分了若干章专门论述社会、经济乃至女性问题（刻下性别史研究真时髦），相当不错的通史体例，每章皆是名家执笔，质量也有保障。其中有些内容，《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中译本有涉及。这两本书我都读得很快，因为时间和精力都相当有限。然而，对关于经济的那一章还是逐字精读的。作为通史，感觉还是四平八稳地在进行描述，不过，运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理论，大框架则是市场经济如何在与习俗经济和指令经济的并存中演化、壮大。清朝前期的经济是相当重要的议题，学界聚讼不已，大体而言也不过就是一派看好、一派看衰。认为当时中国经济颇具活力的学者自然以所谓“加州学派”为代表，亦有不少学者表示认可。比如，最近有学者通过对该时期（实际上时段拉得很长）江南消费的研究，批评了将近代早期长三角经济视为“糊口经济”的观点，主要论点参见这篇书评。实际上，这篇书评也明确有以加州学派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为论据。不过，也就是在最近，有一篇论文对加州学派进行了相当尖锐的批判，从方法论到历史观再到某些具体论点，非常全面地进行了轰击。可以预见，在今后相当的时间内，这样一些问题还会产生大量彼此攻辩的文献。对我的研究而言，这些争论构成某种背景，在某些很细微的方面也绕不开。毕竟，不管是好是坏，1840年以后的中国继承了清帝国的各种遗产。

九年前，当我第一次读《资治通鉴》时，读到战国那一段的诸侯变法，就联想到了近代早期欧洲列强的绝对主义民族君主国改革。那时留在《通鉴》上的铅笔眉批仍未褪去，而且，九年后，在关于近代中国政制的非正式论文中，我写下了这样的句子：

……不太严谨地说，《三个火枪手》中黎塞留主教为巩固王权采取的诸多手段，早已为两千年前的商鞅所践行……

这种说法当然是很不严谨的，但倘若仅仅停留于表层现象的相似性，则亦无伤大雅。进一步说，我个人是相信国家行为具有某些恒定因素的——在一个竞争性的多国体系中，“富国强兵”将成为怀有雄心之大国必然的政策选择，不管是商鞅的秦国，织田信长的尾张，彼得大帝的俄罗斯，皆是如此。当然，有时候也纯粹是为了求生存，比如成功了的明治日本和失败了的晚清中国。承认这种恒定因素，则将春秋战国与欧洲近代早期置于同一框架中加以比较也无不可。我很高兴（当然也不无失落），居然真有学者这么正儿八经地实践了！今年，许田波的《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翻译成了中文，从图书馆借到该书后，我一口气将它读完，虽然也有不少质疑，但总的来说很欣赏许田波的尝试。

这本书不是一本历史学著作，至多只能算是历史社会学吧，这类著作最精彩的内容都在于用一套完整的理论从历史中提炼出清晰的逻辑。虽然历史主义者大可质疑混杂的历史究竟有没有清晰的逻辑可言，但人类的好奇心及其认知方式决定了我们总是迷恋从杂乱无章的世界中整理出“规律”。话说这也是社会科学存在的基础了。那么，许田波这本书最精彩的地方在我看来，就是其第二章《春秋战国时期的国际政治动力学》，运用国际关系学的某些理论，勾勒了一个多国竞争的“中国体系”在三个世纪中是如何被大一统帝国取代的历史图景，解释了均势机制被扩张机制战胜的原因。换言之，也可以说许氏的目的之一仍是试图回答那个老问题：为什么秦国能够统一天下？不过，与国内政治正确的命定论不同的是，许氏更强调历史的偶然性：“与中国中心论相反，所谓‘多国时代只是走向统一的中间阶段’的观点是错误的，‘中国体系’在长达三个半世纪里相当稳定。公元前4世纪晚期的政治家肯定无法预知这个体系会在一个世纪之后被统一。”（P60）许氏的观点细推起来不无道理。例如，尽管战国前期，孟子已经提出了“定于一”的蓝图，但直到战国晚期，大国间的血战仍然不惜以一种“总体战”的姿态动员不管男女老少的全体国民参与其间，这种残酷的事实不是一两句“人心所向”能够含糊过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秦的统一中国实际上应该给予更高的评价。而也只有在这种破除目的论的眼光看来，历史才会精彩纷呈，鲜活而具体的谋臣奇计才显现出其价值。

总体而言，许氏的叙事中存在着两种国际机制的抗衡：均势机制与扩张机制，统一的成败，可以转化为单一霸权如何克服扩张成本并瓦解其它大国联合制衡这一战略问题。在许氏看来，秦国能最终彻底贯彻扩张机制，是因为在国内进行了“自强型改革”，在国际上则采取了马基雅维利式不择手段的策略。我对于所谓“自强型改革”的概念尚不能完全接受，但是许田波说得很对，商鞅变法与七雄中其它列强变法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商鞅的变法制度化了，以至于“它的延续不再依赖于国君个人的支持”。至于秦国的策略，不管是远交近攻，还是大规模地行贿、刺杀敌国高层，或者赤裸裸进行诓骗，都毫无信义可言。前阵子很热的电视剧《大秦帝国》把商鞅刻画成正人君子，实在是脑残。虽然一个厚道的商鞅可能会赢得更多喜爱，但对于大国的生死游戏而言，“兵者诡道也”才是其重要的支撑点。

不过，当把这同一套解释图式运用于近代早期的欧洲时，我还是深深表示质疑。毕竟，在表面的相似性之外，具体时空要素是大为不同的。近代欧洲国家与国家体系形成过程中，至少有两个最基本因素是春秋战国所不具备的：其一，资本主义；其二，民族主义。“富国强兵”固然是千古不易的战国逻辑，但国家政权如何获取经济资源来支撑其军事机器，却因为资本主义因素的出现而有了划时代的不同。所以，对商鞅来说，“耕战”即是富强之道，而对柯尔贝尔来说，制造业与海军才是支撑太阳王光环的力量根基。此外，不管如何强调东周时代东亚大陆多国体系的非一致性，但类似李斯以楚人身份出仕秦国然后策划灭亡自己祖国的事情，可以表明那时根本不存在什么民族国家，但我们却不太可能指望威灵顿或者库图佐夫向拿破仑倒戈。因此，人类历史上各个战国时代尽管都存在着共通的逻辑，但同样存在着各自更为具体的逻辑。

末了，大凡历史社会学，都不仅仅是为了解释过去，更为了启发未来。假如秦统一中国多少是个事在人为的偶然性事件，那么，两百年后、三百年后，会不会出现一个以扩张机制压倒均势机制的全球帝国呢？以核武器为后盾，肆意打击弱小国家，肢解、分裂强大多民族国家，扶持各国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反对派，广泛安插政治代理人，在经济上制压欠发达国家民族产业，在文化上以一套普世价值观软化各敌对国家的抵抗意志，种种现实，似乎暗示一个全球帝国也并非不可能呢。只是，按照同样的逻辑，历史并非命定，一切全凭人为。

初到南京时，一出火车站便是玄武湖，那日天色不佳，灰尘弥漫，只模模糊糊看到湖对岸零零落落几幢高楼的影子，真是大失所望。不过，我又在期望些什么呢？实在也是不知所谓。

在友人的陪同下乘地铁去了南大。居于闹市之中的校园难得还保留几分古朴的气质，虽然某民国建筑背后的消防大楼实在大煞风景，但也是无可奈何吧。想到这是导师做博后的地方，顿生一丝亲切。出了南大，友人送我上了去南农的公交车，一路穿行，沿途看到总统府、中山门，感慨这城市实在很小，车也不多，暗想莫非金陵王气黯然收，一点不见故都气象。待到接近南农时，马路一侧便是钟山，虽知已出闹市，但天地开阔，秋风清爽，对那小家碧玉般的城市开始萌生喜爱。南农的校园也不大，从北门穿行至南门要不了多少功夫。等到了酒店后，接下来的几日就足不出户，乃至不知冷风南下，室外已是寒气逼人了。

离开南京那日，因为提前订的中午的火车票，也就只剩半日的时间观光，而且未能随队去参观宝船厂遗址，至为遗憾。心中盘算着究竟是去游逛夫子庙呢，还是祭拜中山陵呢？最后决定去走走南京长江大桥吧，所以，恰如小明所言，这次既未温习总理遗训，又未感受秦淮风月。不过，将来少不了还要去南京，总有机会的。

武汉人当然素来是以一桥飞架南北的武汉长江大桥自傲的，等从南京长江大桥北堡下车后，我深刻体会到这种自傲当之无愧。比起武汉长江大桥来，南京长江大桥的规模似乎要窄小很多。回家后查数据，果然武汉长江大桥的车行道要宽3米。我是差不多每天要往返于长江两岸的，所以对那种视觉上的差异相当敏锐。至于大江两岸的风光，两座城市也是大不一样的。武汉的市区是沿着江岸铺展开来的，大桥两端不多远便是人口密集的市区，南北的江滩也自成特色；南京则不然，大桥的南岸是市区，北岸则是略显荒凉的浦口区，江边的滩涂仍然保存着相当多的原生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同饮长江水，武汉被称为“江城”真是当之无愧——因为长江不仅仅是从这座城市的边上流过，它本身便是城市不可或缺的动脉。

不过，站在南京长江大桥上，也真正感受到为什么说南京城龙蟠虎踞了。大桥边上的金陵船厂，背后便是幕府山，远远看去，船厂纵深极大，自非武昌船厂可比，至于江边停着的两艘巨轮，亦是我在武汉几乎未曾见过的规模。虽然武汉有所谓龟蛇锁大江，但与南京的山相比，武汉的山便不过真是小土丘罢了。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当年孙权未迁都武昌，是否也有地形上的考虑？武汉三镇的一马平川，除了长江天堑，真是无险可守。沿着南京长江大桥从北向南走，一面看着大江两岸的山水形胜，一面留意着大桥栏杆上的铸铁浮雕，一幅“工业学大庆”跃入眼帘。的确，南京长江大桥承载着更多民族骄傲。即使这座桥没有武汉长江大桥宽，即使纯以技术衡量，中国的技术或许比不上苏联，但这毕竟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的。总要迈出第一步的，哪怕那稚嫩的一步歪歪斜斜，但没有第一步就没有第二步、第三步，没有今后的无数步。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一帆风顺的，挫折、失败、幼稚，这些乃是成长所必需，但倘若因为幼稚而不去发展，因为风险而不去尝试，那永远也不可能长大，更不用说什么创新。个人如此，国家民族亦复如是。所谓工业主义，这种真正体现着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在毛时代的中国，在南京长江大桥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怀着这样的追思，在大桥上迎着晚秋的凛凛寒风，看着大桥上直指云天的工农兵雕塑，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快意。

在桥头堡的纪念品商店里买了个小玩意，一面是主席像，一面则是题有主席“自力更生”字样的南京长江大桥图片。现在这小玩意被我摆在书桌上，当时时鞭策我不要曲学阿世，要自立自强，努力探求工业演化的历史之道。

从南桥头堡乘车离开大桥后，直奔火车站，又见玄武湖。风清日和，当我要告别南京时，发现她也是如此美丽。